朱占平的博客

盲人书匠封树生——南川艺人录之四

Wed, 19 November 2008 15:26:46 +0800

盲人书匠封树生——南川艺人录之四

    南川人很少有不知道书匠封树生的。当年文化生活贫乏，村里家里有个大事小情的，唱不起大戏，放不起电影，请个书匠说一本书吧。过庙会说书，过春节说书，平时没事大家凑在一起也可以打一本"闲书"：书匠说一会，就有人替他收钱，三分五分不嫌少，块数八毛不算多，说者有劲，听者高兴，图得就是个热闹。不光人喜欢听书，就是神也爱好此道，要不然给神许愿的时候，往往都是许书一本。于是有了"还愿书"、"平安书"、"安土神书"等等名目，总是能叫你经常领略书匠们的风采。封树生又居住在南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老君殿，你说南川人能不认识他吗？

   一九三三年正月初七，封树生出生在老君殿镇的红柳湾村。娘一见生了个大胖小子，就给他起个小名叫"展儿"。小展儿命苦，四岁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七岁时得了一场眼疾，由于贫困，未能及时医治，发烧了四十天，针眼里逃出条性命。烧是退了，可是娘拿一双筷子在他面前晃悠，问他："这是什么？"展儿摇头说看不见，又拿起笤帚问他："这是什么？"他依旧摇头说看不见。娘就哭了："这娃娃眼睛瞎了，这一辈子可怎么活得下去啊！"

   展儿长到十来岁，看不见路，出不了门，只能在自己家院子周围活动。对他来说，外部色彩世界的总和就来自他小时候那点的亲眼所见，以后就完全得靠他的听觉和触觉去感知了。正因如此，他对声音特别敏感，再具体说，他对音乐十分钟情。每当春节闹起秧歌，锣鼓声传入他的耳朵，就令他坐卧不安；每当有红白喜丧之事，唢呐声总让他激动不已。他十二岁时候，邻居家办喜事，他在唢呐班子旁边听了一会，就能用手伴着锣声拍巴掌，敲锣的人见他伶俐，就把锣交给他，他居然能入节入拍地捣打上去。由于他只为混饭，不图挣钱，唢呐班主就很乐意带他出去办事。跟了二年，十四岁的时候他居然能给人拉下手吹唢呐了。以后拿起笛子、管子、胡琴，他都是稍微一学就能鼓捣。家里人见他对音乐开窍，十六岁时让他拜了盲人书匠贺生荣（别名赵钱）为师，学费是米麦四斗。一月下来，树生不但学会了琵琶，还学会全本的《双锁柜》。这年冬天，树生背着琵琶去了安塞，一冬就挣回来三石五斗小米。一家人欢天喜地，谁都没料到一个看不见的人倒比那健康小伙子还能干。

   一九五一年，树生已经十八岁，说书行里有了点名气，政府就调他去绥德城里接受培训。老师就是后来成为全国曲艺协会主席的韩起祥和陕西省文联主席尚爱仁。他在那里学会了新书《宜川胜利》、《刘巧团员》和《王贵与李香香》等。受了名师指点，回来以后名声大振，请他说书的人多了，五二年就有人给他介绍对象。这对象虽然是个哑巴，但是人长得十分俊俏，干净爱好，做一手好针线、好茶饭。树生欣然同意，当年结婚，夫妻恩爱，这女人后来给树生生育了三男而女，这些儿女一个个聪明伶俐，能歌善舞。尤其是其二女儿封华，声如百灵，体似矫燕，在延安市群艺馆任声乐和舞蹈教练，可惜红颜薄命，身患绝症，于二零零七年腊月英年早逝了。

   六十年代中期，子洲县成立了盲艺人宣传队。由县里统一安排学说新书，前政协副主席贺雄基即是当时的改编者兼教员。教授的新书有《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白毛女》、《母女会》等等。树生学说新书，思想境界有了极大提高，他后来能随时编出紧跟形势的时新秧歌，就与这期间的学习有极大关系。

   一九八三年，封树生应邀参加了电影《巍巍昆仑》的拍摄，饰演陕北书匠。他弹的是自制的土琵琶，音质雄浑苍凉，非常独特。电影中先是琵琶声伴着听书的群众场面，我在电影院带着孩子看这部电影时，一听琵琶声，就说："这怎么像我们街上封树生的琵琶呀。"后来书匠露面，镜头拉近，果然是他。说唱一生，能在这样的巨片中担任角色，并且有长达两三分钟的表演，这是他是荣幸，也是对他一生艺术成就的最好褒奖和见证。

   每年春节闹秧歌，树生既能吹唢呐引秧歌，也可以当伞头，他的秧歌不但顺口，且能迎合政策，与时俱进，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树生精通陕北道情曲牌、会唱跑汉船船曲、酒曲、信天游等。如今他已经七十五岁高龄，嗓音依旧洪亮，口培仍然坚刚。如果你去老君殿，每当夜色降临，就能听见二道街上有一个吹拉弹唱轮番上场的陕北民歌自乐班的歌声，走近他们，你就会发现中间有一个受人尊敬，坐着板凳端着茶杯的盲艺人，那就是封树生。

   去年正月我回老家专门去看望了他，为他录制了一段陕北说书《武二郎打会》和一段琵琶伴奏的陕北信天游《穿红鞋》。回来以后发到网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著名作家狄马还将《穿红鞋》歌词整理出来，并撰文赞扬了老封的艺术风格。歌词如下：
                     子州民歌:穿红鞋

            穿上一双红鞋鞋硷畔上站，
            爱的他们年轻人不想吃饭。

            叫一声（哪个）①年轻人哟你吃你的饭，
            我的这一双红鞋哟家常穿。

            脑畔上（哪个）揭地哟回不转牛，
            寻不下一个好男人我才交朋友。

            寻下一个好汉哟满天天飞，
            寻不下一个好男人哟吵成一片鬼。

            金绦黍（哪个）开了花结成卜榔，
            好男人（哪个）轮不到咱门上。

            三十三颗荞麦哟九十九道棱，
         （交）朋友（哪个）虽好都是人家的人。

            千里路上的雷声万里路上的闪，
            远路里（哪个）交朋友都是枉徒然。

            雷声声（哪个）响在（一个）当天天上，
            交朋友要交在（一个）门边边上。

            骑骡子（哪个）不如（骑上）马走得快，
            交朋友（哪个）不如拔上一筐苦菜。

            拔上一筐苦菜哟能就两顿饭，
            交下一个朋友（都是）枉徒然。

            大路(哪个)再宽哟总有个畔②，
            唱到（一个）达价咱咋算（逑）了。

               (封树生演唱  怀宁河搜集  狄马整理)
①：此歌凡括号里的部分都是整理者认为可根据演唱需要决定去留的。
②：此句为因袭信天游上下句格式需要，为整理者所加。

黄山随拍

Mon, 10 November 2008 22:55:18 +0800

那年中秋夜，枪响了

Mon, 15 September 2008 15:07:11 +0800

那年中秋夜，枪响了

          又是一个中秋之夜。
          望着满桌子的各种水果、各种月饼，我没一点食欲。是啊，现在什么年月啊,谁还在乎这些吃喝。这要放我们小时候，面对这些东西，那还不早就蠢蠢欲动，垂涎欲滴了。

一九六七年,我十四岁，正在我们家乡小镇的中学读初一。说是读初一，实际我们连初中的课本什么样都没见过。我是初六九届，六六年秋季考入中学，九月份一报到就开始组织串联，六七年春节前后串联回来的时候，学校已经乱成一锅粥，战斗队、司令部，各色名堂纷纷出笼，先是“文斗”，大字报、大辩论，后来就是“武斗”，成立了“武卫队”，发了枪支弹药，还建立了制造手榴弹的兵工厂。我们这批孩子当时要文写不了文章，要武扛不起步枪，神不收，鬼不要，成了飘荡四方的游魂，当时的称呼叫“逍遥派”。

          我们学校当时是两派，一派叫“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革司”；另一派叫“红卫兵造反团”，简称“红造团”。两派都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两派都有自己的武装，各占领着学校的一块地盘。他们虽然有些小摩擦，拳打脚踢经常发生，但毕竟是一个学校的同学，还没真刀真枪的干起来，最多是朝天开枪吓唬对方。
    那年秋天似乎是“红造团”那一派得了势，中秋节的时候，上面派车给送来了不少水果、月饼、还有烟和酒。

          那是个饥饿的年代，食品奇缺。我们虽然小，但是消化功能一点都不比大人差，成天饿着肚子疯跑，现在看见这么多吃的，踅摸过来，踅摸过去，多么希望他们能给我们分点啊。
          那个中秋的月亮特别的圆，特别的亮。“红造团”的五、六个女生把她们的水果、月饼（我们那里叫“雪花”，多美的名字啊）和红葡萄酒摆在了我们教室前面的乒乓球案子上，然后她们围坐在一起享用。

我有个朋友叫张延西，大我一岁，我们从小要好。他爷爷是我们那块有名的大地主，倒是他爸爸灵醒，解放前就投奔了革命。他后来就是怀在延安，生在西安，所以起名叫“延西”。他爸虽然参加革命早，但是那年月的地主哪里还有个好？清理阶级队伍那年就给清理回来了，那时侯正靠自己的体力拉个架子车贩碳为生呢。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官复原职，重新回了公安队伍。这是后话了。张延西本来高我一级，他又能歌善舞，文采斐然，但是，因为他们家的成分，也没那家造反派组织敢接纳他，所以也沦落到我们一起成了逍遥派了。

我和延西那晚上多希望能得到一块“雪花”啊，那怕半块也行。可我们在乒乓球案边转悠了几回，那些女生就像没看见我们一样，有一个还骂我们：“滚！小屁孩。”

我们回宿舍后，我对延西说：“哥呀，不能客气了，下手吧！反正是公家的东西，又不是她们自己的。”延西说：“只能智取，不敢硬抢。这样吧，我们装鬼吓她们，她们一走，咱拿上东西就跑。”

商量好以后，我们先找棉花把脸贴得就留出两只眼睛，然后又找了白纸和浆糊（那时候这些东西随处都有）糊了两顶很高的纸帽戴上，最后又把白纸条粘满全身。打扮完以后，我们互相看着对方都很害怕，我几乎有点动摇了，但看见延西已经勇敢地进入了教室，我也就跟了上去。
我跟着他轻轻穿过教室，出了前门，站在了距乒乓球案两三米的地方。我们根本没料到鬼的震慑力有如此之大：当风吹动我们身上的纸条时，最先发现的是坐在我们对面的两个女生，她们几乎是同时把手一指，“啊”了一声就不省人事了。案子侧面的三个连“啊”还没喊完就已经栽到台子下面了。房顶上站岗的人听见下面鬼哭狼嚎，“当、当”就是两枪，这下我们就顾不上去“智取”食品了，跋腿就跑，上面的哨兵发现了我们，马上喊叫：“有坏人！快追！”我们朝操场南边跑去，后面已经枪声大作，操场南边是一块高粱地，我们钻进去跑着，子弹在我们头顶上“丝儿丝儿”地乱飞。我们一口气蹿过怀宁河，钻到庄稼腹地，还听见河对面人声杂吵，手电光闪来闪去。
　　

我们在庄稼地里一直呆到声光俱寂的时候，才慢慢出来。月光依旧皎洁，我们仔细检查了身体，发现只是被高梁叶子划得遍体鳞伤，所幸没有子弹留下的任何痕迹。
　　

           四十多年以后，我和喜臻兄在西安一个酒店回顾了这次生死历程，酒到酣处，往事如昨，我们老泪纵横。我说中秋快到了，你把咱这段经历写出来吧。他说：“还是你写，我不想去揭这些尘封的记忆了。”

哦，顺便交代一下，张延西就是我们博联社的民俗学家、摄影艺术家张喜臻先生。近悉他的新作《酥油花》即将出版，我祝贺他！

农民领袖高树林——南川艺人录之三

Sat, 28 June 2008 13:33:21 +0800

                              农民领袖高树林
                       ——南川艺人录之三

      南川，因春秋时晋国公子重（chong)耳逃亡此地而又叫“重耳川”。《史记》称这段故事为“重耳奔狄”。由此可知，南川在那个时候属于狄国。南川实际上就是一条河川，这条河在《水经注》里叫走马水，宋代为抗击西夏在这里修筑怀宁寨，后又置怀宁县，遂将走马水改名为怀宁河。怀宁河源头出了一位名作家叫狄马，他的名字就是用古代的国名和水名合成的。至于后来把怀宁河川叫南川，是因为1944年为纪念中共早期党员李子洲，将绥德、米脂、清涧等县各划出一块成立了子洲县，米脂划出的地方叫西川，也就是李自成造反举事的地方。为了与西川对应，就把新县南边的怀宁河川称为南川了。

      高树林就是南川峁底村人。
      《子洲县志》称其“刚毅方正，重义轻财，聪颖机智，能言善讲”。高树林先后任子洲县第一、二任参议，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三届候补参议。他逝世后，子洲县送人民政府送的挽幛是“农民领袖高树林青史永垂”。

      史家往往只注重高公与官府抗争的组织才能和政治才干，而忽略了他的艺术才干。其实高树林在陕北民歌，陕北酒曲、秧歌等的创作和传播方面，也有其独特的贡献。据说高树林能一口气将九腔十八调的《审录》唱下来。《审录》，用现时的话，就是“审判纪录”或“庭审笔录”。故事见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四卷《玉堂春落难逢夫》，到了清代，最早被搬上昆曲舞台，后来其他剧种陆续移植。以致到了今日，就是最没戏剧细胞的人，也会哼两句“苏三离了洪桐县”。至于是谁在什么时候把它改编成陕北民歌坐唱，恐怕已经难考了。我所掌握的情况是，陕北只有南川流传《审录》，南川会唱《审录》的又都称是学自高树林。由此我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陕北民歌坐唱〈审录〉会不会就是高树林改编的呢？高树林通晓音韵，会演奏多种乐器，即兴编词的才能更是众所周知。他把自己感兴趣的题材，改编成自己所喜爱的艺术形式，这不是不可能的事。

      民国八年，（1919年）清涧衙门的税官王明来老君殿收羊毛税，白拿走一个农民一块猪肉。高树林与南洼村书匠崔志才气愤不过，设计将王明诱至街东头阳春楼下，用折断的红柳鞭杆残茬，将王明右眼剜落在地。这就是陕北人的性格，真正的“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当然，时代在前进，陕北人的这种火爆脾气也在改变，否则的话，当今有多少公务人员早变成独眼龙了。
      高树林入狱后，受尽酷刑，毫无惧色，高唱《审录》：

                                           睡思思儿梦想，
                                           泪珠儿滚哎胸膛哎吆哎。
                                           闷坐在庭前，
                                           哭断了肝肠。
                                           猛想起王金龙三哥哥，
                                           他失落在何方。

      他的歌声感动了县官夫人，请其去家演唱，他乘机推荐由同案的崔志才为他琵琶伴奏。崔志才能说会道，擅长算命，几天就把县官两口子哄得团团转，先将王明以敲诈百姓治罪，后将高崔二人无罪释放。

      高将《审录》、酒曲、船曲等悉数传给其子高忠山，忠山又传老君殿刘富荣。至今南川能唱酒曲、船曲者已经不多，能唱《审录》全本者，唯刘富荣耳。

      高公个子矮小，人送外号“高老麻子”。一次绥德州官问他：“你就是那高老麻子？”他回答：“对！人里头数我小，五谷里头数我大。人虽小，辈分高，因之我的孙子、重孙子，见面就叫我老麻子。”噎得州官无言答对。
      高公有出口成章之才，领导清涧县苏甲二里农民抗粮时，县官在城墙上问：“你们谁是头？谁是尾？”高答：“都是头，都是尾，都是粮草逼得危！”
      高公善唱秧歌，因其瘦小而包头饰坤角。一次秧歌发到外村，晚上安排住宿时，误将高公当做小孩安排在妇女窑里。第二天，秧歌一起，高树林唱道：
               太阳落山月儿明，
               我夜晚就在婆姨窑里盛（盛，陕北方言，住的意思），
               要知道我的名和姓，
               我就是峁底里高树林。

      秧歌一停，众人哗然。村里的“纠首” 连忙向高树林道歉，高树林又连连打恭作揖，诙谐地说：“得罪得罪，感谢感谢！”
      1954年3月，八十三岁的高树林右眼球脱落，高公说：“王明向我讨债来了。”言毕，含笑而终。

1999年秋夏之际，公之嫡孙高成东来西安，要我为其祖父撰写碑文。我当仁不让，一挥而就。2000年回故乡，果然见铁龙山祖师庙前有“农民领袖高树林碑”一通。其碑文曰：

               高公树林，峁底村人（1871---1954）。幼聪颖，少负才名，
          体低矮，相貌清奇，江湖号称高老麻子。其父殷实农民，曾设当
          铺于老君殿。光绪末年，因当铺假帖案涉讼绥德，州官偏袒被告
         ，公以少年之躯拦轿城门，历时三载，雄辩获胜，声名大振；后
          即以调停四乡纠纷，抱打不平为己任。民国十八年，天旱无收。
          县府横征暴敛，公谓之有眼无珠。随使人剜税官右眼于阳春楼下，
          获罪入狱。民国二十年秋，公率苏二里子弟数千人，赴清涧抗粮，
          亲与县长赤面辩争，迫其减银。非唯善辩，公亦善歌也。初，公
          因剜眼案入狱，刑止即唱《审录》。县官夫人悯其才情，固请将
          公等释放。公之子忠山，亦明理善歌，至今本境流传之酒曲，多
          渊于高门。公之为人，重义轻财，睦邻安邦，深浮众望。曾任子
          洲县第一、二届参议，陕甘宁边区政府后补参议。甲午春三月，
          公无疾而终，享寿八十有三。举川民众为之悲，悼者如云；子洲
          县政府以“农民领袖高树林同志青史永垂”挽之。余幼时即喜闻
          民间高公故事，深为仰慕，暗以为模。虽无缘瞻公尊颜，然公之
          音容深入余心久矣：头饰风帽，布衣大襟，昂然正气，侃侃而论
          者，高公也。今公之嫡孙高成东君请为公撰碑，余欣然领命，置
          酒援笔，与成东且饮且书，一气呵成。成东问曰：“碑宜立何
          处？”余答：“已立民众心头矣哉。”呜呼高公，后生仰止！

                                             老君殿   朱占平   撰文
                                             双湖峪   艾克奇   书丹
                                                        马俊峰   镌刻
                                               2000年端阳吉时   立

草根才子封世周-----南川艺人录之二

Sat, 21 June 2008 21:01:42 +0800

                  草根才子封世周

                    南川艺人录之二

           我见过聪明人，但是没见过比封世周更聪明的人。
           他没上过学，却能搞写作；他没学过音乐，却会作曲；他拿歌本反复哼唱几首自己会的歌曲，居然学会了简谱；任何乐器，上午到他手里，下午就可演奏。他会吹的有唢呐、笛子、羌管、军号、笙，他会弹的有琵琶、三弦、大阮、小阮，会拉的有板胡、二胡、马头琴。据我所知，还没有遇到他拿到手里却玩不动的乐器。
       用时下的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太有才了！

           封世周是陕北重镇老君殿人。1930年出生在红柳湾一个农民家庭。1945年，部队拔兵，因为两个哥哥都已成婚，有了家庭拖累，十五岁的封世周顶替兄长去了部队。他参加过清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担任过地方行政首长谢怀德的警卫员。1952年，对一般人来说已经是功成名就的时候，他却为回乡完婚，选择了离开部队。
          世周行三，我们这一代人都尊称他“三叔”。我能记事的时候，他一直领一个道情班子。三叔工须生，一口好唱。当时老君殿的道情艺人有李丕成、李治和父子，郝玉金、郝玉满弟兄，加树红、加树满弟兄，唱旦角的有乔金海、老旦有崔登雄等，我印象里还有一个山西后生叫冯士奎，也是成年住在镇上与他们一起演出。他的到来，又使得这个道情班子能唱一些“大戏”——也就是山西梆子了。这些人不但能演戏，还都能演奏一两件乐器，上场是演员，下场就是乐手。三叔不仅是领班、导演，还是作曲，兼乐队指挥。他们演出用的服装道具帽饰等也都是自己制作，土是土点，但是花花绿绿，倒也好看。

春节是三叔最忙的时候，他一人身兼数职，一会儿吹着唢呐引秧歌，一会儿又成了伞头，晚上的跑旱船他又是老艄。三叔的老艄在怀宁河川是出了名的，那身架那喷口，至今无人可比。三叔身材高大，体态匀称，数九寒夜，他赤裸着左臂，白发白须，斗笠黄袍，引导旱船绕场奔走，动作潇洒连贯，如醉如飘，再加上他的唱功，绝了。

           三叔他们一边种地，一边演出。平时去乡下演出收点报酬，逢年过节在镇上演出就完全是义演了。有红白喜丧他们又成了唢呐班子。三叔在部队上学过文化，能写一笔好毛笔字，有时候遇到白事有请不起先生的人家，灵堂的吊子、挽联，甚至祭文，都是由三叔代笔操办。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三叔是满腹才华。
          镇上老一辈的人都知道三叔有出口成章之才。据说1957年上面给我们镇派了个姓李的乡长，这人满脸麻子，配几个铜牙，大家当面叫他李乡长，背后都叫“李麻子”。此人一来就禁止道情班子演出，说是宣扬封建迷信。那年秋天县长来镇上检查工作，三叔乘机贴出一张大字报：

                 八月里二十三月光照下
                 我站在当街上对月诉话
                 红旗乡有一人满嘴黄牙
                 姓木子名广林性质狡猾
                 五七年乡换届他把头拿
                 直整的众社员不敢说话
                 老百姓饿肚皮少盐没茶
                 他成天进馆子海吃乱花
                 他表妹满年里河坡不下
                他说是因有病怀上娃娃
                糜子黄谷子熟不能收打
                这样的乡领导越搞越垮
                 盼青天并县长仔细访查
                这种人还不如早点打发

           第二天，镇上交口相传，到处都是背诵这张大字报的声音。县长回去的时候直接把李麻子带回县里，免除了职务。新派的乡长知道三叔的厉害，再也没禁止道情班子的演出。

          1958年并大社，我们镇和周围几个村合并成一个大队。队上一条黑驴因为大跃进使用过度，劳乏而死。大家都说是饲养员二栓子偷吃了黑驴的饲料，才把黑驴饿死的。三叔写了一张叫《黑驴告状》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黑驴得了病，四腿朝天蹬，卧圈三五日，阎王不收牲：
              尔还正当年，尔还寿未尽，为何赴阴曹，为何要轻生？
              黑驴两眼泪，阎王爷容禀：如今并大社，用我太得狠。
              夜半鸡才叫，备鞍出圈棚，驮粪上东山，才见启明星。
              天亮又耕地，坡陡铧犁重，汗湿毛如毡，皮鞭犹加身。
              犁到日西沉，饿的头发昏，路边啃树皮，又被抽一顿。
              到家天已黑，不许进圈门，牵到碾道里，碾米斗八升。
              可恨饲养员，待我太无情，配发黑豆料，自己去享用。
              活着遭此罪，求你早开恩，宁做阴曹鬼，不愿阳世生。
              阎王闻此言，长息叹一声：可恨尘世上，竟有这种人。
             放你脱苦海，早死早托生，世上虐驴者，迟早要报应。

这张大字报出来之后，一时轰动了全镇。饲养员二栓子本来身体就不好，看了这大字报竟然病倒。跌倒遇茬了，二栓子一病不起，没过两月，死了。

大家风传，说是三叔代黑驴把他告到阎王面前的。三叔很后悔，说他写《黑驴告状》本来是想让社员善待牲灵，没想到会出现这结果。他发誓以后再也不写大字报了。后来，文化革命中大字报铺天盖地，三叔再也没写一张。

三叔博闻强记，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他去太原看了一场晋剧《杜鹃山》，回来以后就根据记忆排练陕北道情《杜鹃山》。演出效果极好，我至今记忆犹新。看完电影《白毛女》，他就敢排演道情《白毛女》，演的像模像样，真还把些老婆老汉们惹逗的哭天抹泪。

        1971年春节，子洲县举办各乡镇文艺会演。我们老君殿是秦腔移植的《红灯记》和《沙家浜》，两台戏都是三叔作曲、导演的。县里非常重视，请了专业的秦腔乐队来伴奏，结果发现我们的演员唱的他们都伴奏不了。后来才知道，三叔是根据他年轻时在关中当兵时听过的秦腔编的曲，完全是老腔老调，和现代移植的样板戏完全不搭界，最后还是用我们镇的土乐队伴奏参加了会演。
        那时侯我正在西安远郊沣峪口的一个工厂里当学徒，没能赶上这次盛会。这些都是听我的朋友们转述的。

        三叔的艺术生涯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1997年正月我带几个朋友回去，他已年近七十，依旧能够搬旱船。我为他拍了几张彩装照片。可惜几张正面的都给了他，我手头只留了一张侧面的。
        2000年正月，三叔病故了，享年七十岁。
        那一年我们镇没有闹红火。
        又过了几年，正月里依旧不闹红火，我不知道是因为三叔去世后没人领料，还是因为失去了这样一位骨干而闹不起来了。

没有了红火的故乡，没有了丝弦之音的故乡，简直就不象是故乡。我回去以后，失魂落魄地游走在大街上，常常有一种不知身置何处的惆怅和悲怆。

        大地震以后我又回了一次家。那晚上吃过饭，忽然，一阵久违了的管弦丝竹之声让我惊喜。寻声而去，新街口正围着一群人演唱民歌和陕北道情。除了志礼兄、富荣兄等几个老人手我熟悉外，其他的年轻面孔都很陌生。我挤进人群，抓起一把二胡就融入了他们之中。
        乐声飘飘，歌声飘飘，你方唱罢我登场。哦，这才是故乡，这才是我魂牵梦绕的老君殿。
        三叔地下有知，知道他所钟爱的乡音后继有人，一定会含笑九泉吧。

2008.6.21.于读月斋

民间艺人刘富荣----南川艺人录之一

Sat, 21 June 2008 20:47:19 +0800

               民间艺人刘富荣
                    南川艺人录之一

      纪录子洲南川的艺人，当然不能不提刘富荣。1946年农历5月14日，富荣出生于老君殿镇，高小毕业后，因家庭生计而辍学。
      富荣自幼心灵手巧，能剪窗花、做纸货、画炕围子。为维持生活，他十七、八岁时就用胶泥雕塑成尺把高的山神爷、土地爷，涂上彩色，然后出售，或与乡下农民换点粮食。我虽小富荣七岁，但因是近邻，从小与之友善，一直弟兄相称。富荣行二，我们这一茬都喊他“二哥”。我小时候常看二哥农闲时在家画画或雕塑，很是羡慕。

      富荣干活时候总是边做边唱。他唱的都是我在学校没有听过的歌，小时候不大理解这些歌词，一直怀疑是他自己胡编乱唱的。后来才知道，那都是很有根基的传统民歌和酒曲。
      富荣为人刚直幽默，开朗喜啦。他就如夏热天的一壶凉茶，寒冬里的一炉碳火，他出现在那里，周围就会围上一群人来。

文革期间，所有的商业行为都被看做是投机倒把。富荣蒸了一锅白馍想换点油盐钱，不敢在当地卖，只好拿到子长县的南沟岔集市上。结果还是被当地的红卫兵发现了，拉到公社，问他是哪里的，叫什么，富荣回答：“我是老君殿人，叫刘儒山。”后来南沟岔的红卫兵通知老君殿的红卫兵要批判刘儒山，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可是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刘儒山这个人。当天同去的人当然都知道刘儒山就是刘富荣，可是没人揭发他，这事也就不了了之。我们后来常戏称他“儒山”，他总笑着说：“老二哥这也是在家不改名，出门不改姓。”

     有一年我回到家中，正好遇集。我和富荣在集市上溜达，见一个小伙子卖蒜，富荣给我使个眼色，我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已经上去挑蒜了，他一边挑，一边装成哑巴和那小伙子侃价，同时还指天画地比划着什么，仿佛是说他没带钱以后再给，或者是回家去取，那神态真是惟妙惟肖。后来拿了两头蒜，打着哑语，站起来走了。那小伙要去追吧，摊子没人看，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从人群中走了。我知道他是玩笑，就蹲在摊子前等他回来。果然，他扭身把头上的手巾换成个帽子，又回来了。卖蒜小伙看着像刚才拿蒜的人，但拢手巾的换成戴帽子的，他就没把握了，不像赵本山那样“脱了马甲我照样认识你！”于是试探着问：“刚才在我这拿了两头蒜那个哑巴就是你吧？”
      富荣说：“什么？拿了你两头蒜？还哑巴？我刘富荣在老君殿不算太会说，可是还没人敢把我当个哑巴看待，你怎说我是个哑巴？”那后生一听“刘富荣”三字，知道是一川有名的伞头，连忙道歉说：“大哥你别生气，是我看错人了。”富荣这才哈哈大笑说：“你没看错，好眼力劲，只是以后看准了你要坚持嘛，这么没主意还能行？”说话间变戏法一样从袖筒里倒出两头蒜来，那后生说：“大哥你拿去吃吧！”富荣说：“看你说的，我能白吃你的蒜么！”我在一边，几乎笑晕。

      富荣的长处是打什么能唱什么，装什么就像什么。年轻时闹秧歌，他扮演过搬船艄公、推车的老婆儿、拉车的老汉儿，还装过商人。他扮演的脚色总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年秧歌发到花寺湾，他扮演拉车的老婆婆，耍狮子的时候他站在场外观看，花寺湾的二李竟把他当成自己的老娘，一把拉上说：“这么冷的天你也不怕冻感冒？快回！”富荣一声不吭，憋住笑，任他拉到家里，点上灯，这才哈哈大笑说：“儿啊，你认错人了！”
      那一年他还穿了二嫂的红花花棉袄坐了一回船，身段嗓音都很女人气，不足处是嘴太大，笑起来太性感，让人感觉这女人不大正派。

五十岁以后的富荣基本上不再扮演脚色，成了专门的唱家。闹秧歌他是伞头，跑旱船他在文场上是专门的唱家。老君殿周围谁家有红白喜事，都会想着把他叫上，一边喝酒，一边唱酒曲助兴。富荣音色洪亮，吐字清晰，无论是船曲、酒曲，还是秧歌山曲，经他演唱，都能让你体味到一种遥远悠长草根文化，尤其是他的酒曲，更是别有一番幽深的历史沧桑感和厚重的文化积淀。比如他唱的《百花图》，不但要报出上百种花名，还要点出与每种花相对应的古代名人；再如《珍珠倒卷帘》要从正月唱到十二月，再从十二月倒回到正月，每月还要有一段历史故事，这些曲子一般都在十几段，多的可以达到几十段，没有超群的记忆和扎实的功底是根本唱不下来的。有一年去天津出差，去参观了年画故乡杨柳青，在那里买了一把扇子，上面有《画扇面》歌词，回来一对照，竟与富荣唱的《画扇面》几乎一模一样。

      我与富荣交往几十年，弄不清楚他肚子里到底装了多少陕北民歌，每次与他相聚，他都会给我以新的惊喜。
      富荣是个勤奋的人。我后来知道，他青年时期，不仅跟随老君殿名艺人封世周学艺，为学民歌还专门跑到几十里外的峁底里，拜著名艺人高树林之子高忠山为师，白天帮人家干活，晚上搜集整理民歌。高家的代表曲目是《审录》，九腔十八调，要唱一个多小时才能唱完。富荣悉心揣摩，在装饰音方面更加巧妙地发挥了他自己的嗓音特长，把一个小苏三演绎的更加生动可爱。
      据我所知，如今子洲境内能全本唱完《审录》的人，唯刘富荣耳。

两千零三年的一个秋夜，我突然想听他唱的《九连环》，于是打通他的电话，让他在千里之外为我演唱，我边听边记，实录如下：

奴的呀，情郎子哥儿呀，咦儿咦儿呀；情人呀，送奴一个九连环，九呀九连环，

双双手儿解不开，解呀解不开，拿上把刀儿割，割呀割不开，来吧咿儿来吧吆。

谁与奴，解开这九连环，奴家与他配夫妻；奴是一个女，他是一个男，男呀男

子汉，来吧咿儿来吧吆。

哥哥呀，乘船儿未入关，未呀么未入关；虽然离家不远，关上城门难，难呀难

相见，来吧咿儿来吧吆。

变个鸟，鸟儿飞上天，飞呀飞上天；飘飘绕绕落下来，落在你的船，船呀船上

见，来吧咿儿来吧吆。

雪花飘，飘飘三尺高，三呀三尺高；飘下个情郎来，搂在奴的怀，怀呀怀中

抱，来吧咿儿来吧吆。

我把它贴到网上，引起了许多民歌爱好者的兴趣。去年出差广州，《南方周末》的朋友居然也知道有这首歌，酒酣之际，一再邀我给他们哼唱。盛情难却，我只能勉力为之；唱完，都说太珍贵了，这是真正原生态的东西。周筱云博士还撰文说这是一首“古朴沧桑”的情歌。

哦，富荣这样满腹玑珠的传统民歌手正在一天天减少，这些原生态的古老民歌正在一天天远离我们。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谈论起这些民歌一脸茫然的时候，那时侯，也只有在那时候，我们才会后悔我们今天应该做些什么而没做。
愿富荣健康，愿他的歌喉常亮。

陕北年俗

Wed, 06 February 2008 08:32:30 +0800

除了电视里的春晚节目，在都市几乎很难有过年的味道。近两年鞭炮被解禁了，总算还有些零零拉拉的爆竹声不时提醒人们：现在是春节。

    我的老家陕北就不同了。人们是怀着巨大的热情和十分的虔诚，认真、隆重地来迎接春节的，千百年来形成的年俗，就这样一代一代，不折不扣地延续着。

    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就算进入年关。这一天是灶君上天汇报工作的日子，家家户户要吃杂面给灶君饯行。

杂面是豌豆和小麦以6：4的比例磨成的米黄色面粉，为增加韧性，一升面还要兑入一撮沙蒿（一种沙漠中特有的植物）面。陕北过去小麦少，来人待客大都吃杂面。评价婆姨们的厨艺高低，主要就看擀杂面的功夫。喜歌里唱的“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那是一点都不带夸张的。

    捞出的第一碗杂面先敬奉到灶君位前，然后由家长将灶君楣撕下来焚烧，嘴里念着“一张黄表冒青烟，我送灶君早归天……”送了灶君，一家人便开始吃杂面。
杂面佐以荤素哨子，有一股豆腥气儿，味道很独特。小时候并不怎么喜欢这东西，因为它不耐饱，吃完以后小跑一圈，肚子就空空如也。

    自己饿了，就担心灶君也饿倒在半道，耽误了开会的时辰。他老人家今晚离家，除夕夜才回来重新主政，来回七天。由此推算，人间到天庭的距离，单程最远也就三天半路程吧。

    送走灶君，各家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营造年茶饭。主要有黄米面兑玉米面蒸的黄馍馍，里面包的是南瓜、红枣、豇豆和适量红糖做的馅，外地把这叫“豆包”。

油馍馍，是用软黄米兑玉米面，发酵以后拍成圆饼，再用顶针在中间套一个洞，下油锅炸成环状，叫作油胡阑。胡阑，是环的反切词，元曲《高祖还乡》里就有一句“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其中的胡阑就是环，曲连就是圈。陕北人很喜欢这样把一些字拆开了读成两个字，还比如：窟窿就是孔，卜浪就是棒……不光是名词，动词也一样：拨拉就是扒，拨揽就是拌等等，类似的分音读法陕北话里还有很多，再说下去就扯远了。

糕是过年最不可缺的食物，“糕”与“高”同音，所以隐含着步步高、年年高的意思。糕是软硬两种黄米碾压成粉，烧开蒸笼，边撒边蒸，蒸熟乘热揉制成团的一种食物。蒸出来直接食用的叫素糕；待冷却后再切片油炸的叫油糕。

    糕的可塑性很强，放枣蒸的叫枣糕，包进土豆泥、碎粉条或白菜捏成大扁食样的，叫糕角，有素糕角和糖糕角之分。我没见过肉糕角，谁若将肉馅包成新型适用的糕角，应该可以申报专利的。

    陕北民歌中关于糕的内容很多。如《压糕面》，就是男女主人公一边压糕面，一边表达爱意的叙事歌曲；还有“软格溜溜油糕白格生生馍，招待咱们游击队好吃喝”，“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都能看出糕在陕北人心目的位置。

    过年讲究“烧黄二酒，猪羊二肉”。
    烧酒一般都是买，自己家蒸酒的极少。黄酒可就都是自己酿制了，夏天开始采麦曲，采好的曲块用南瓜叶包扎起来，吊在通风阴凉的地方。黄酒的主要原料是小米和高粱米，和曲块一起碾成面，蒸熟，发酵后装坛即可。发酵的程度不同，味道也就不同，因之亲戚邻里常有互送米酒品尝的习惯。喝的时候将坛中酒坯挖出两勺，倒进罗子，加水反复过滤入锅，烧开后就是歌词中唱的“滚滚的米酒”。

    猪肉是不可少的，用于做炖肉、烧肉和小炒猪肉。炖肉要肥，切成一寸多见方的块状，文火炖烂，香而油腻，十分解馋；烧肉用五花肉，先煮后烧，切成嘴唇般薄厚的大片，吃时蒸透，肥而不腻，尤以夹馍最佳。小炒实际就是生肉片现炒，可与土豆片、酸白菜搭配，如果和宽粉条炒到一起，就叫猪肉翘板粉，如今已经是陕北饭馆的一道看家菜了。

    羊肉主要用来做饺子馅和面食的哨子，能做一碗清蒸羊肉就很不错了，大块的手把羊肉是不太奢望的。陕北是产羊的地方，但羊肉一直生贵，多数人家是养羊而不舍得吃羊。

    普通人家年前都要杀一两只鸡，剁成火柴盒大小的块，用鸡蛋和淀粉挂糊后下入锅油，炸至金黄，上屉蒸熟，叫做酥鸡。有时候鸡肉太少，也有用猪骨头充数的。酥鸡总与丸子为伴。丸子用猪肉和羊肉均可，肉剁碎了，与馍渣和淀粉拌在一起，捏成球状。由于酥鸡和丸子的工序都是先炸后蒸，所以一般都放到一起来做，统称酥鸡丸子。

    这些都是老家过年时必备的“茶饭”。东西做好后，当时并不许吃，一律放到冷窑的几条大缸或老罐里封存起来，直到除夕的晚上才大开吃戒，尽情享用。

    我小时嘴馋，大人做的时候总喜欢站在跟前，咕噜咕噜咽着口水，看他们操作。成家后第一次在外过年，学着做了一桌家乡菜，没想到还像模像样。尤其是清蒸羊肉和酥鸡丸子，获得朋友一致好评，真让我有一种“始信功夫在少年”的窃喜。

    总算等到除夕了，我们家乡叫“月尽”，腊月尽头的意思。

    早上起来先打扫院落，清除彻底，不留卫生死角。然后是扫路，把自己家连接公路的小道打扫干净。如遇下雪，还要扫公路直到另一户人家的坡下，把这叫“送路”。住在村口的人家就比较辛苦，一直要扫到下一个村头人家的坡下才能返回。每村每户都这样做，保持着道路的畅通。陕北人就是这样，自己不出门，也要想着方便赶路的行人。我小时候多次被母亲差遣去“送路”，至今想起依旧感动。

    早饭前还有一件事，那就是上坟烧纸。过年准备的各种吃的喝的，还有纸钱、鞭炮都要带上。过去烧的是用一种叫“纸钉”的工具在一摞纸上打出写铜钱的印子来，现在都用冥币了，大小、版式都和人民币差不多，只是把领袖的头像换成了阎王头像，面值则是一亿到一百亿元不等。这么大的钱怎么花得出去呢？我一直担心祖先们在冥国使用这些钱的时候，会遇到马克.吐温《百万英镑》中那个穷人一样的尴尬。

    烧纸回来就该贴对联贴窗花了。
    陕北人很讲究对联，再贫困的人家，春节的对联是一定要贴的，即使有些孤寡老人无力张罗，街坊邻居也会主动给他们贴上，不只是喜庆，还是勃勃生机的标志。过去识字人少，有写不了字又不愿意求人的，就用墨涂在碗底上，在红纸上印几个圆圈充数。我记事时候已经没有这种情况了，写的再不好总比印个碗底好吧。我上二年级就开始写对联了，自己编不了，全照着皇历上写。

    喜欢把能贴的地方都贴上对联。一孔窑洞就要贴三到四副对联，窗户一副，门上一副，小窗上一至两副。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竖贴子，放粮食的地方贴“米面常有”，放衣物的地方贴“衣服满箱”，窑壁上“抬头见喜”，门框上“出门见喜”，碾子上“青龙大吉”，磨上“白虎大吉”，车辆上“出入平安”，井上“饮水思源”，牛棚“六畜兴旺”，猪栏“黑猪满圈”，不一而足。

    我写对联时，爷爷常坐在一边观看，老人家捋着半尺多长的白须，脸上是得意和满足的笑容。我不知道他欣赏是字还是他的孙子。在我写最后一个小贴子的时候，他说：“写个‘又是一年’吧，贴到我窑里。”

    “又是一年？哪有这样的贴子？”我说。
    “你就写这。”他态度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只能遵命。

    我四十多岁时，有一次写春联，不经意间笔下也流出了“又是一年”四个字来。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几个字的涵盖面是那样的博大。生命、生存、生活，过去、今天、未来，憧憬、奋斗、失败，沧桑、艰辛、无奈……等等的人生元素，被它囊括净尽。那样深刻的感悟，那样高度的概括，不经历艰苦漫长的岁月厉炼是难以达到的。

    贴对联的同时也要把窗花和新请（实际是买）的灶君楣也贴上。灶君除夕夜要从天上回来，让他一进门就能看见旧貌变新颜的景象。

    窗花是红色和绿色的剪纸，一大二小，三个为一套。中窗贴大的，偏窗贴小的，颜色搭配。边子一般都剪钩连万字，中间大都是花鸟鱼虫，什么狮子啃绣球、老鼠闹葡萄、石榴套牡丹、金蝉戏莲花、喜鹊登梅枝，数不胜数。

    灶君楣三十二开大小，很粗糙的木刻制品，白纸或黄纸，红绿两色套印。上面是灶君的半身像，慈眉善目，戴着有耳翅的乌纱帽；下面是月历，两排，只写每月大小。因为农历的大小月不象公历那么复杂，二十八天到三十一天不等，农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那是固定了的。为了弥补同太阳年之间的差距，每隔一两年就要设置一个闰月。所以只写大小月就可以满足老百姓的需要了。灶君两边的小对联是“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聊聊十个字，就把灶君全年的两项任务交代停当。

    灯笼也要在这个时间悬挂。陕北的灯笼一般是木制，方形，上有提梁，四面糊白麻纸，贴着红绿纸剪的小图案，也有图省事写四个字的。灯笼底部撑一条木板，钉三根钉子，以便固定油碗。碗是小碗，内装清油，高粱秸杆扎成一个十字架，样子酷似字母X，交叉的中心用棉花做成一根捻子，这个小架子飘在油碗里，叫“阀子”。灯笼挂在大门和窗户上，夜色降临时才点着。后来有了马灯，就有人用马灯代替灯笼，如今都用大瓦数的电灯，白亮刺眼，远不如灯笼昏黄清幽，能营造出一种神秘肃穆的氛围。

    太阳未落前，孩子们提了筐子篮子，拿着斧头铲子下了河滩。来到河心，破开冰层，将最晶莹最透亮的冰，砸成鸡蛋大小的冰块提回家中。冰块再配上一小块炭，分放到各个神位前。我至今不明白这样做的准确含义。最通俗的说法是过年了，让诸神也有炭烧，有水吃。比较高雅的说法是希望光景红红火火，家人冰清玉洁。我以为这和古代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和膜拜有关，冰与火做祭品，许或就是拜物观念的延伸。

    放好了冰和炭，接着就是打醋坛。一男子左手拿铁勺，勺内放烧红的炭块；右手拿醋瓶，到每个神位前，朝红碳上浇点醋，醋香味喷发而出，弥漫四周，如此这般，净化神坛。

    打完醋坛就该焚表上香。表就是一张黄纸，十六开大小；香有火柴棍粗细，一尺多长，大约能燃烧一个多小时。焚表和上香都是家里男主人的事，先焚表，后上香。凡需要插香的地方，都贴一个红剪纸装饰的黄纸三角口袋。口袋有巴掌大小，里面放一点炉灰，用于插香。故乡人把这叫“香插插”。上香的时候要作揖，家有男孩的还要跟在后面磕头。除夕夜讲究香火不断，一柱香快燃尽时，要马上续上新的一柱，所以，家里的男主人基本是通宵不睡，伺候诸神到天亮。

    从打第一炉香开始，就意味着开始过年了。点灯笼，放鞭炮，女人则温白酒、滤黄酒，调凉菜，炒热菜。热闹过后，酒菜现成，一家人上炕，按照老幼尊卑，围着炕桌坐了，合家团聚，酒菜齐全，敬酒祈福，尽享天伦。惟有当家媳妇，忙了半天，此时仍不能上炕，地上找个凳子坐下，伺候着一家老小的汤水和零碎需要，只在闲暇时才能探着身子夹几口菜，尝尝自己的手艺。

    孩子们在炕上坐不了多久。盼过年盼了几个月，现在过年了，面对满桌子的好东西，却发现没怎么吃就饱了。放下筷子，下地穿鞋，就要往大门外跑。

    每年除夕下午，就有专人向各家各户收炭，在街道东西两头垒两个火塔塔。人们吃饭时，火塔塔已经点着，现在饭罢，火塔塔烧得炉火正红。已经有不少孩子围着火塔塔奔跑、燃放鞭炮和窜天猴。老人们也陆陆续续来了，他们拿着小板凳，找个位置坐下，烈火将那满是皱纹的老脸映得通红。有人从怀里掏出个酒瓶来，自己先喝一口，然后递给右边的人，那人接过，嘴对着瓶口嘬上一口，然后用掌心或者棉袄袖口把瓶口擦一下，再传给下一个人。又有人掏出酒了，两、三瓶酒就这么转着。两圈转过，话就多了，都是很吸引人的话题。孩子们不再奔跑了，倚在老人们身边，静静地听着。中青年站在老人们背后，听着，不时提些问题。于是，从公子重耳到闯王李自成，从土地革命红白拉锯到胡宗南进攻，历史和掌故，就这样一代一代流传着。

    今夜还有些特殊的人在干一些特殊的事。

    品天象。爱好此道者独自或者邀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只可邀一人），于今夜亥时登上山顶，观察天象，根据天上云色星象，分析来年国运、收成情况，经商者宜走何方，务农者宜种何物，以及何方将有何灾等等。

    品灯笼。这是专门观察灯笼，来分析各家来年运气的一种行道。品灯笼者将戌亥子丑四时，分为十二等份，来代表新一年的12个月。然后记录各个时段各家的灯笼情况。明亮稳定，预示运气亨通，忽明忽暗，预示命运乖舛，摇曳昏暗，预示将有灾难，灯笼熄灭，家中必定死人。我听说的两起预测都比较准确，一次是品灯笼者对我们街上一个人说，你母亲想吃什么你就给她买，过了五月你就是想给买她都不让你买了。果然，那人的母亲在五月底无疾而终。另一次是一家的灯笼熄灭了，品灯笼者说这家今年三月一定要死一个人，是谁他不知道。到了三月，这家十六岁的儿子因学校教室倒塌而身亡。

    撞活魂。据说当年要死的人，除夕晚上他的灵魂就要离开村镇。因为人还没死呢，所以把这样的灵魂叫活魂。为了准确知道当年谁要死亡，撞活魂的人在天黑后用一根红柳鞭杆画一个大圈，将全村或全镇围起来，只留在一个小出口。他就藏在一边，等着看谁的灵魂要从这个出口经过。就前面那个例子，品灯笼者说他不知道那家要死的是谁，等活魂的人就告诉他，是这家念书的那个儿子，和他一起走的还有十几个呢。

    收法。这已经属于专业人员的业务了，这些人大多会一点功法，能给人治病。除夕夜上山收法，是因为这一晚上所有神鬼百无禁忌，恶魔厉鬼都敢要出来四处游逛，他要借这个机会杀死它们，来增强自己的法力。这是个很危险的行道，弄不好不但不能杀死魔鬼，反而要为其所害。我有幸见识过他们出发时所带的武器，除了一条长长的麻鞭以外，再就是把十个生鸡蛋揣在怀里。这些鸡蛋上用墨笔和朱砂笔写上五个“雷”字，叫做“五雷鸡蛋”。据说一般是魔鬼只要掏出“五雷鸡蛋”朝它们一照，急急如律令，魔鬼立刻后退。有胆敢顽抗者，以蛋击之，立刻毙命。不过收法者说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一般不用此招，怕惹怨结仇，被众鬼缠身，不能走脱。

    抢第一炉香。所有的人都要在正月初一给村镇的庙里上香，据说谁要是上了第一炉香，就能给神留下深刻印象，神在当年也就会格外关照。于是，亥时将尽，人们就已经纷纷来到庙里，等着子时一到，抢烧第一炉香。都是第一，也就无所谓第一了。庙里灯火辉煌，熙熙攘攘，大家一起上香，一起磕头，庙院已经成了乡亲们在新年里第一次集会，互致问候，互相拜年的场所了。

    子亥相交，就是我们新年钟声响起的时刻，是过年的第一次爆竹高潮，这是迎接新的一年。六、七点钟，是大放爆竹的第二次高潮，为的是迎接新的一天。正月初一忌俗颇多。不挑水，不倒垃圾，不出门。大人起来就开始包饺子，我们叫“扁食”。孩子们则要给本家长辈磕头拜年，得到的是长辈给的押岁钱。今天拜年只限于自己家里，其他三亲四友都要到初二以后才去拜。人们在街上遇见，也只是打拱问好，除了非常特殊的朋友，一般街坊初一都不宜串门，为的是给人家留出家人团聚的机会。

    这是亲情得以充分展现的一天。全家人里外衣服焕然一新，大家和和气气，笑语盈盈。现在一家人已经圆坐在炕上，主妇开始给各人的碗里捞扁食。扁食当中有几个特殊的——包着秸杆和硬币。秸杆是一种柴禾，陕北方言里“柴”和“才”发音相同，因此谁如果能吃到包着秸杆的扁食，那就是有才，吃出硬币的当然就是有钱了。家中的顶梁柱往往能吃出钱来，一家人就向他道贺，他自己也笑逐言开，立时信心倍增，思谋着今年该如何多挣些钱来。上学的孩子最容易吃出秸杆，父母就恭喜他“才学大涨”。包糖块的要多一些，几乎人人都能吃到，预示着今年的生活将甜甜蜜蜜。故乡就是以这样的游戏来转达亲人间的祝福。

    我曾经问母亲包什么是不是在饺子上做了记号？她说没有。又问是不是捞的时候能认出哪个有钱哪个有才？她说一样的扁食怎能认出来？都是随便捞的啊。直到今年春节我再次追问时，她才道出其中的秘密:沉在锅底的是包了硬币的，漂在上面的是包了秸杆的。谁能吃到什么，捞扁食的人心中是有数的。

    我恍然大悟，同时从心底涌出一股对陕北妇女的敬意。由于习俗的原因，她们起早贪黑，山里家里，吃在人后，干在人前，还要孝敬公婆，相夫教子。正是她们，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日子，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给自己的亲人以特殊的心理暗示和意志激励，这需要多大的智慧啊。

    吃完饭，一家人聚在一起，听长辈讲家史，或者玩带点小刺激的赌博。常见的有掀棋、纸牌和扑克牌。大人故意要给孩子输点，全家都有意无意给家长输点，这可不是牌桌上的贿赂，他们是要给这一家之长形成一个“今年财运不错”的心理基础。

    初二开始是就近的亲朋走动、拜年。初三是妇女回娘家，男人拜妻家，孩子拜外家的日子，正常情况下，这实际是一回事。
    拜年的礼节是见了平辈问“过年好”，见了长辈问“轻省着吧”，长辈做了肯定回答，然后回礼：“你也乖着吧”。不管多大年龄，见了外爷外婆都要磕头，祝语是：“您老康健”；见了舅舅妗子要作揖，问“轻省”。轻省一词到底什么含义，我至今不甚了了，抑或是轻松？清心？总不至于是轻生吧。

    近亲间的拜年要到初六结束，初六晚上必须回到家里，上香、放炮、点灯笼，规格与除夕晚上一样。这天叫“人七”，为的是迎接正月初七。按照陕北的习俗，从初七开始，庆祝新春的活动就从家族内部转向社会。这一天开始闹秧歌，村村社社，锣鼓喧天，一直要闹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达到高潮。此后……

    噢，就此打住吧，关于闹秧歌的规矩习俗，那需要另一篇文字来介绍。

我的律师生涯——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07级入学教育讲座发言提纲

Sat, 10 November 2007 15:40:45 +0800

同学们：

晚上好！大家都是经过努力拼搏，顺利通过高考，才进入这所法学殿堂的。未来的法律人、未来的法学家就将从你们之中诞生，为此，请允许我对大家能够考入这样一所名牌大学，表示热烈的祝贺！

刑事法学院的领导要求我回校来与大家进行一次交流，这是我感到非常荣幸的事情。我愿意以一名普通律师和老校友的身份，回来与大家做朋友式的交流，我将把我从事律师工作的一些愉悦与大家一起分享，我也将把这项工作中一些不尽如人意的苦恼向大家倾诉；同时我也将在这里吸取你们的青春气息，学习你们的进取精神，使自己也少一点暮气，多一些朝气，更好的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做出努力。

我是1986年参加全国首届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取得律师资格的。当年11月份执业，开始了我的律师生涯。非常巧，本月底正好是我从事律师工作20周年的日子，所以我非常感谢处社院长给我布置的这项任务，使我能对自己20年的执业生涯有一个认真的总结和回顾。

现在有不少律师都有一种比较悲观的论调，认为律师的执业环境太差，公、检、法的人谁都感觉自己比律师高出一头，谁见了律师都想摆个架子，训斥几句。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律师不仅要和公、检、法三家全部接触，还要加上看守所或者监狱系统，工作难度可想而知。这就是所谓的"刑案难办"，也就是许多律师不愿意接受刑事案件的主要原因。

造成律师的法律地位尴尬的原因，既有庸俗的"官本位"观念的作祟，也有立法上的原因，比如《刑法》306条，就专门规定了"律师伪证罪"。其实，就该法条描述的情况，无论是警官、检察官还是法官，这样做都可以构成犯罪，但是，没有为公检法的设立法条，而是专门为律师设立一个306条，这就是典型的职业歧视。客观上降低了律师的社会地位。现在，律师界的有识之士都在呼吁废除这个法条，究竟能不能废除，什么时候才能够废除？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做不到的话，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了。

与上述观点相比，我应该算是乐观派。不乐观怎么办？一味的消极悲观，那你就什么事情也别做了。当然，我也不是盲目的乐观，我是把过去、把历史作为参照，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的。

我们中国的律师制度最早可以上溯到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民国时候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律师制度，我们所熟知的施洋大律师就是那个时候的律师。49 年以后，１９５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为律师制度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提供了依据。同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进一步从程序上确立了律师制度。55年开始在一些大城市试行，，１９５６年１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报告》，57年初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律师机构，同年反右，几乎所有的律师都以"替坏人辩护"为由，被打成了右派。刚刚建立的律师制度，就这样夭折了。此后的几十年里，几乎连法律都没有，更不要说律师制度了。

一直到了1979年，才开始恢复律师制度，那时候的律师来源，一恢复了一批老律师，再是指定了一批律师，以后各地陆陆续续自己组织一些律师资格考试，又充实了一批律师，都是地方粮票。到了1986年，才有了全国首届律师资格统一考试。我就是从这次考试后开始执业的，所以，可以说我见证了恢复律师制度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国家法制建设发展和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虽然我们现在仍然存在这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总的方向是朝好的方面发展和进步。这就是我乐观的原因。

我国的律师，从恢复律师制度以来，定位是"国家法律工作者"，后来又改为"社会法律工作者"，96年的《律师法》定位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新颁布的《律师法》修改为"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从这些执业性质定位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揣摩到律师制度的一些微妙变化。2005年4月15日，意大利法律代表团来西安访问，他们观摩了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场刑事审判，在我们学校举行过一场座谈，我作为律师届的代表出席座谈会。座谈会由我们的贾宇校长主持，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双方都介绍了自己国家的律师制度，让我看到了我们与国际律师制度之间的差距，看到了我们应当努力的方向。

在我们国家，法制的每一个进步，都需要众多的法律人付出巨大的努力，有时候付出的甚至是鲜血和生命。

"枪下留人"案引起的讨论，最终导致了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和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这样一种结果；

"孙志刚案件"所引起的是收容遣返这样一种邪恶制度的最终崩溃；

"佘祥林案件"将直接影响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讯逼供将被全面废止，毒树之果将不再被采食。

在律师界和法学界的共同努力下，这次新修改的律师法在概念上和理念上都有了新的突破。"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回归了律师职业的本能定位，同时在职能上又加上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这是在概念上的突破。理念上的突步，体现在律师的职业豁免、律师的职业特权，包括律师事务所的组织结构形式等等。

下面我将结合一些具体的案例，给同学们汇报一下我的律师生涯，以及我对律师工作的认识和追求。

我在去年年底，给我们学校的毕业生有一个演讲叫《律师，充满挑战魅力的职业》。里面讲到，律师的内在素质需要有"慈悲怀、责任心和正义感"。

那么什么是慈悲怀呢？就是以慈悲为怀。律师首先应该尊重生命，热爱生活，同情所有不公的遭遇，关心所有不幸的个体。没有这样的善良心地和人文关怀，就缺乏对法律本旨的理解，就不能真正热爱律师这项职业。这个慈悲怀，是对待人与事的基本态度。没有这样一个态度，你就很难做好一个律师。（举案例）

责任心，就是对待当事人的态度。律师应当竭力维护当事人的权益，为此不仅要有爱心和同情，更要承担实体的义务和责任。这种责任不是单纯对于当事人的责任，更是对于法律的责任，对于人民的责任；因为律师对当事人的责任正是法律赋予的，而法律则是人民的赋权才得以可能。这个问题从民事的角度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在办理刑事辩护案件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从内心审视自己：我们究竟该不该为坏人辩护，替他们开脱责任呢？我们必须克服这样一些心理障碍。作为一名律师，我们不能把自己回归到孩提时代，简单地把人划分为好人、坏人。在我们眼里，只有当事人而没有别的什么划分。这是现代法学理念这样要求我们的。（美国伏特基金会和我们学校共同举办的刑辩律师培训班的理念，举邱兴华案例。）

正义感，应该是律师对待法律和身边一切事物的态度。法律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正义，才成为法律。所以律师不仅仅要对法律负责，更要对法律的终极目的--正义--负责。仗义直言，恪守纪律，重义轻利，坚强不屈，这都是正义的表现，也是每个律师应该引以作则的。（举曾达雄案例）

追求正义就是追求法制的进步，就是追求律师的执业权利。一个好的律师应该不畏强权，为维护自己的执业权利而努力奋斗。事实证明，所有的权利都是争取而来的，而很少被恩赐渡让的。

在执业理念上，我是贾宇校长的同盟军，也就是说，我也是一个死刑废除主义者，这些年来，我一直为自己的追求而奔走呼号，在北京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高等学府我参加过讲座，宣扬过自己的观点。2004年10月，我和贾宇校长一起参加了由丹麦人权组织和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死刑问题研究国际研讨会"，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提出了我的"蚂蚁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希望我们每一个法律人都站在关爱生命、珍惜生命的高度，来做到慎杀、少杀或不杀，从而最终达到废除死刑。我们每个人都从一个一个的个案入手，就象蚂蚁搬山一样，奋斗不止，死刑这座千里长堤，就一定会毁于蚁穴！

为了配合今年元旦将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去年12月份上海的东方卫视台来西安为我做了一个专题片。这个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好，不少人打电话和我交流。但是，今年5月份我们的门户网站网易把节目贴到网上，情况就变得有些不妙了。有写文章辱骂的，有跟贴威胁的，有一个姓朱的写道"你这样的保护坏人生命家伙还配姓朱吗？有了你，我都为我自己姓朱感到丢人！"我给他回了贴，我说："因为有你，我可以不姓朱，但我不可以改变自己的信念。"还有一个坚持要保留死刑的狂热分子公开打听我的住所，说"我要杀了他全家，看他还废不废除死刑！"我回贴告诉了他我的住址，然后我说："如果你真这样做了，你还会坚持你的观点吗？"他隔了两天回答说："如果我真杀了你，那我就会支持废除死刑的。"我回答："为了你的支持，请动手吧！"几个月过去了，他到现在还没有动手。

《中国新闻周刊》曾经给我出过一个题目，叫"怎样才能做一个好律师？"我回答：首先作个好人！（良知、道德、学识、胆魄、诚信、责任感......）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好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好律师，但是一个好的律师必须是一个好人，这是最重要的前提。除此之外，扎实的专业知识；崇高的奉献精神；（奉献给律师这份事业）丰富的社会经验；优秀的实践能力等，也都是一个好律师必备的条件。

有同学会问，律师总是在参与人们之间的争颂活动，是不是社会的不和谐分子呢？我的回答是：不，只有有了律师，有了更多的好律师，这个社会才会越加和谐！因为律师靠理性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靠暴力，所以律师是创立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元素。

如果在坐的同学有志向将来要成为一个好律师，那么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做一个好学生，这是你们这四年或者七年中最重要的任务。

大家不但要学好专业课程，还要多读书，广博的知识和视野是所有成功者必备的条件；

还要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广泛深入了解社会，将来都是在跟社会打交道，了解越多越有利）；通过专业实习熟悉业务。将来欢迎来我们嘉瑞律师事务所实习，我们所本身就是咱们学校的实习基地。

在同学们荣登法学殿堂，鹏程发轫之际，我衷心祝愿大家能学习愉快，取得优异的成绩，尽快成为栋梁之材。

下面的时间就留给同学们提问。

2007年11月7日

枪声未响,我的努力就不会停止 (应微笑朋友之约发旧文一篇)

Thu, 01 November 2007 18:47:29 +0800

枪声未响，我就不会停止努力
朱占平

董玉雄的家在陕北黄土高坡的大山深处，全村十来户人家，不足一百口人，是那种现在依然要赶着毛驴去十来里外驮水吃的偏僻小村。
2001年底，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寄来一份判决书，董玉雄在延安打工的儿子董伟，因故意杀人被判处死刑。全村人聚在一起，望着判决书哭成一片，这么乖的孩子，怎么会去杀人呢？大家指责董玉雄：“你不是说伟子是被迫还手，判不了死刑吗？怎么就判了？”指责归指责，还是纷纷凑钱让董玉雄请律师做好二审辩护。
也就是在这次聚会中，他们决定让我做董伟的二审辩护律师。这里有个缘故：五年前我曾经给距他们四十多里的一个小伙子做过辩护，那小伙子也是被延安市中级法院一审判了死刑，我做二审辩护时据理力争，终于给他改判死缓。这个案子在当地有一定影响，所以他们就一定要找我。
费了很大周折，董玉雄在2002年元旦那天在我的一位小学老师家里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他当时就打电话说要面见我。我说现在正在放假，请他3号收假以后再来。董玉雄心里急，当天晚上出发，第二天就到了西安，先找了他外甥何浩，由何浩领着摸到了我家。
他们带来的资料只有一份一审判决的复印件。判决书写到：“2001年5月2日凌晨，被告人董伟与多人酒后来到延安电影院舞厅，因琐事与宋阳发生争吵，并互相厮打，被在场人劝开。宋阳离开行至灯具店门前被董伟追上，二人厮拉中董伟用人行道上的地砖，在宋头部连续击打，致宋当即倒地后逃离现场。宋被他人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董伟目无国法，置他人死活于不顾，因琐事竟用地砖猛击被害人宋阳头部，致宋死亡。其手段残忍，后果严重，依法应予以严惩。”一审法院判处董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来人向我口述的情况的是：当天是五一劳动节，董伟和他的女友（小学教师）及女友的同事一起吃过饭，也喝了些啤酒，就去通宵营业的电影院舞厅玩，到了收票的门口，两个女的先进去，董在后面交票，被坐在一边长椅上的宋阳拦住，宋说：“你好牛屄，带俩女的，把那个高个子（董的女友）让我睡一夜。”董说：“你家也有，回去睡你们家的去！”宋就抽出皮带，朝董头上、身上抽打，董只顾招架，没有还手，后被舞厅的两个工作人员拉开。董怕宋继续纠缠，就掏出两盒香烟来，给了宋一盒，请他“留个面子”，打开一盒，给拉架的人散了一圈。此时，宋离开了舞厅，董在舞厅门口等不到女友出来，就去舞厅门外十几米处的磁卡电话亭去打电话，刚到电话机跟前，宋已经叫了朋友返回，宋揪住董的头发，宋的朋友抱董的腰，董在一条腿已经跪地的情况下，摸到一块地砖（当时正在铺设街面），就朝宋的头部砸了两下，宋松手后，董就从一个小巷子跑了。宋当时被人送往医院抢救，7天后死亡。
董的亲属的叙述与判决书的认定差距很大，我问：“没看过卷宗，也不在现场，如何知道这些细节呢？”他们说一部分是在一审开庭时知道的，还有一部分是事后知道的，比如给宋一盒烟这个情节，就是董伟被判死刑后由当时拉架的舞厅人员讲出来的。
元月3号一上班，董玉雄来所办理了委托手续。当时他已经非常困难，我们所按照最低收费标准，收取了三千元代理费。
刑事案件的二审一般是案头审理，不再开庭。这种情况下律师必须主动往法院跑，不能等待法院通知；否则可能法院已经合议了，律师还没有阅卷呢，更不必说递交辩护意见了。
我于元月4日去省高院，得知案卷还没有转来。我记了刑事庭内勤的电话，以后就不时打电话查询。
14日早上，我得知案子已经分到具体办案人手里，就去递交了事务所公函和委托书，然后就开始阅卷。卷宗不是很厚，我摘抄的比较详细，上午没做完，下午继续去抄；全面完整地熟悉案卷，做到心中有数，这是做好辩护工作的重要环节。
董伟的父亲告诉我的情节，有两点在卷宗里有清楚的记载。一是开始时宋阳的挑衅行为，二是宋首先用皮带抽打了董。
案卷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证据严重不足。宋和董离开舞厅以后的情况没有任何人可以证明。《起诉书》里的“宋离开行至灯具店门前被董追上”和《判决书》认定的“后董、宋二人在舞厅旁边的灯具门市门外继续厮拉”，都是办案人员自己的主观臆想，既无证人证言，也无被告供述。
证明董伟故意杀人的证言只有一份，证人是个姓靳的“摩的”司机，靳证明他看见董用地砖对着宋的头“一直在砸”。他说和他一起的还有另一个“摩的”司机李峰，可卷里没有李的证言。据他讲当时围观的有好几十人，但卷宗里的目击证人就他一个。
很显然，一审办案人员也感到了本案的证据不足，所以还曾以“证据不足，退回补侦”过一次，但遗憾的是未补到任何东西，转了一圈，又原封不动端了回来。这次回来就被认为是“证据确实充分，且能互相印证，足以定案”了。
那个姓靳的“摩的”司机的证言，是本案的唯一证据。对这份证据的分析、鉴别就成了我对本案辩护的切入点。
靳的证言一共证明了四个情节：
1、他一来就看见董没打宋就从小巷里走了。后来又听见有响动，就看见是董已经把宋砸倒在地，而且还“一直在砸”。至于董是何时又回到现场的，他则称没注意。董是在“旁边的人”劝说下，才扔掉砖头，再次从小巷里走掉。
检察院和法院都没有采信靳的说法，起诉书和判决书都认定董伟只从小巷里走过一次，那就是在他用地砖打了宋以后。这与董的供述是一致的。
2、靳还证明在董打宋的时候，一直有个“戴帽子、穿运动衣”的青年站在那里看，这个人也就是后来送宋阳去医院的人。后查得该人叫高培峰。
卷宗里，高培峰则称自己是在宋被打以后才到现场的，而且还有另外两人证实高在被叫到现场之前是和他们在一起的。
3、靳还证明背宋上出租车去医院的除了高培峰外，还有两个女的。
4、靳看见董对宋的头部“一直在砸”。
第4点就是董伟“故意杀人”的唯一证据，只不过判决书把靳的“一直在砸”转换为“连续击打”了。
元月15日，我去了延安。此去的目的一是会见被告；二是实地勘察，增加现场感；三是寻找证人，调查取证。当然，已经时隔8个多月了，要找到新的证人比较困难，但是有两个人我想是可以找到的，一个是与靳一起开“摩的”的李峰，看他的目击情况是否与靳一致。再一个就是送受害人去医院的出租车司机，我需要知道靳证言里的第三个细节是否真实可信。
下午2时到延安，就住在电影院舞厅附近的一家宾馆。看过第一、第二两个现场，就开始坐“摩的”寻找李峰。那时候正是数九寒冬，坐在摩托上满城跑，真不是一种享受。后来我还是没找到李峰，有个“摩的”司机告诉我，冬天天气太冷，坐摩托的人少，许多“摩的”已经歇业了。我就开始打的，寻找那个出租司机。
16日上午我去延安市看守所会见了董伟。下午继续寻找出租司机。当天晚上，我在一辆出租车上得知那个司机叫贺某，同时获得了他的传呼号码。我马上和贺通了电话，证实了就是他的车送宋阳去医院的。我说明来意，他同意和我见面。17日，他向我出具了证言，证明去医院的就是两个男的，问他是否有女的帮忙，他说当时跟前根本就没有女的。
贺某证言的意义在于，他向我们证明了靳某的证言至少有75%是虚假的，而把剩下的25%作为董伟“故意杀人”的唯一证据，那真是太不严肃了。
陕西嘉瑞律师事务所对重大疑难案件，历来有集体讨论的传统，这个案子也不例外。我介绍了案情和我调查的结果以后，许多律师都倾向于做正当防卫的无罪辩护，大家认为这样一来，即使法院按防卫过当判，也可达到辩护目的。我没有采纳这种意见，我觉得一审判死刑，二审按无罪辩护，弯子转的太硬，法官从感情上不易接受。所以我最后还是做了防卫过当的有罪辩护。
我的《辩护词》一共三部分，一是事实不清，主要从证据的选取和认定方面进行分析；二是定性不准，是说从已知的事实，董伟不构成故意杀人罪；三是董伟具有过当防卫的主观罪过。
对靳某的那份证言，我做了如下评价：
“根据辩护人对案卷的分析和对某些情节的调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位证人的证言不足采信，他要么是有意隐瞒了事实真相，要么就是根本不在现场。”
在逐一分析之后，辩护词中写道：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靳的所谓证言，完全是由道听途说的只言片语连缀而成。他听说凶手是从巷子里走的，但什么时候走的他并不知道，所以一上来就说看见从巷子里走了，这时他发现还没打人，凶手就走了，便让董伟再进一次巷子，至于第一次离开后第二次如何再到现场，他则声称没看见，这是他自己也难以自圆其说的。他听说是个穿运动衣戴帽子的人送受害人去的医院，就说这个人自始至终都在现场。他听说打架是因两个女的而起，连这两个女的是谁的朋友都没弄清，就宣称有两个女的送伤者去医院了，等等。总之，这份证言为我们描述的现场，与我们已知的事实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就连一些基本事实，他都是信口开河，漏洞百出。用这样一份证言作为一个‘故意杀人’案定罪的唯一证据，委实不能令人信服。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目前案卷中的全部证据，模糊不清，疑点多多，不能形成一个完整清晰的证据链，来证实董伟‘故意杀人’的基本事实。”
元月23日，我将辩护词送往高院。我对自己的辩护意见充满了信心，我认为它足以说服法官对董伟的案子做出改判。
遗憾的是二审法院依然维持了一审判决。
我是4月27日上午得知这一结果的，心里非常难过。我打开电脑再一次查看了董伟的材料，决定去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中午打好申诉材料，下午就踏上了开往北京的T42特快。
28日清晨到达北京。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值班室，我才知道要进法院必须里面同意并打出电话方可。我就开始给刑事庭打电话，那天刑事庭正在搬家，电话十分难打，直到十一点多，才打通了刑事庭办公室的电话，我在电话里讲述了案情，接电话的法官让我把申诉材料寄来，我说：“已经来不及寄了，我已到了北京，现在就在你们最高法院的门口。”刑事庭就派了一位女法官，在传达室接待了我。我简单的向那位法官介绍了案情，她接受了材料，同时表示尽快核实申诉中提出的问题。
离开接待室的时候，我的心情格外的好，我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们看到我的申诉之后，绝不会无动于衷。
下午，我正在一个小饭馆吃饭，董伟的父亲打来了电话。他说接到法院的通知，高院维持了对董伟的死刑判决，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了，我在北京，就是来申诉这个案子的。他说明天上午10点半就对董伟执行死刑，他们已经到延安领尸来了。他哭着说棺材和衣服都已经准备妥当，家里正在给董伟挖坟墓……
他在电话里放声大哭，我也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怔住了。我估计执行在即，但完全没想到会这样快。此刻已经下班，从明天早晨上班算起，距执行时间只有两个半小时！
这是一个难眠之夜。前半夜我没有一点睡意，在宾馆的地板上踱来踱去，最后决定上班前就去法院，在门口等待白天接待我的那位女法官，向她面陈原委。后半夜天开始下雨，听着敲窗的雨声，我不敢上床了，我怕自己一头倒下就睡过了头。6点钟进入盥洗室，骤然发现镜子里的我鬓角出现了一缕白发。我出去的时候雨下得正大，等我在街上挡住一辆出租车的时候，身上已经湿透了。
7点半到达最高法院门口。我的计划完全泡汤了，因为法官们乘坐的大小车辆都是端直开进了大院，而不在门口停车。失望之余，我又走进传达室拿起了电话。可是，刑庭正在往新办公室移电话，所有的电话都打不通。我试图说服传达室的武警放我进去，值班武警说，没有里面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可能进去，这是纪律。
抱着一线希望，我开始轮番拨打刑庭的几部电话，我期盼有哪部电话突然安装就绪……9点40分，电话仍然没通。这时，董伟的表哥打来电话，说囚车和执行武警已经开进了看守所。他说：“朱律师，一切都来不及了，我们知道你是尽了力的。”我说：“只要枪声没响，我的努力就不会停止！”
9 点45分，有个人对值班武警说要进去买一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值班员验完证件后，马上就发给他一张通行证。我放下电话，掏出律师证说：“我也要去买公报。”值班员会心一笑，也给我发了一张通行证。我几乎是小跑着进了大院，找到了刑一庭的新办公楼，我问一位法官庭长在哪个办公室，那位法官告诉我庭长出差不在，我说主持工作的副庭长也行啊，我有急事。那位法官就把我带到了李武清庭长的办公室。
李庭长身材魁梧。此时，他办公室里电脑、书籍等物品还堆放在地板上没有归位。我用最简练的语言介绍了案情和申诉理由，李庭长听取之后，推开沙发上的书籍，腾出一个位置让我坐下，马上就找到负责西北片的有关法官，调阅了我的申诉材料。看完材料，李庭长又看了一下时间，然后立即组织人员，一方面向院长呈文，请求下达暂缓执行命令；一方面与本案的一、二两审法院联系。办公室的电话还没装好，李庭长从包里掏出了自己的手机，电脑没有连线，无法查找到所需的电话号码，李庭长就在电话上展转询问。
10点15分，董伟的亲属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执行任务的武警已经戴上了口罩，看样子马上就要执行。此时，李庭长右手在记录着电话号码，左手在不停地拨打着手机。
10点18分，首先接通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院长的电话。
10点24分，拨通了刑场执行法官的手机。李庭长先问他是不是在执行一个叫董伟的案子，然后又问枪响了没有？最后说：“我是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现在通知你把这个案子推迟到下午三点执行，这期间我们会给你新的指令。”
对方问他是谁，李庭长回答：“李武清。武装的武，清白的清。开着你的手机，省高院杨院长会给你指示的。”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暂缓执行命令”很快就签署下来。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李庭长的额头沁满了汗水，我的眼睛湿润了……
也就是此时，我的手机响了，董伟的父亲和家人在电话里激动得放声大哭：“救下了！救下了！”董伟的表哥也在电话里大喊：“要是电话晚来四分钟，就人头落地了。朱律师，我们全家怎么感谢你啊！”
我眼睛里泪光点点，紧握着李庭长的手，发自肺腑说：“我为共和国有您这样认真负责的法官而自豪！”
李庭长说：“生命是宝贵的，对待死刑案件，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11点10分，我离开了最高人民法院，当我走出大门，回头仰望主楼上方熠熠生辉的国徽时，我突然感到她是那样鲜红，那样温暖，那样亲切；我一下就不能自制，泪如泉涌。我就那样伫立着，凝望着庄严的国徽，任泪水和雨水交流……
当我现在回顾这段经历时，那种感觉再次包裹了我，仍然止不住泪洒键盘……
我当时萌生了在这个庄严神圣的法律殿堂门前拍一张照片的念头，在征得哨兵同意之后，我请人帮我按下了快门。
我是5月2日回到西安的。正值五一黄金旅游周，车票特别紧张。我在网络上认识一位北京铁路系统的网友，这位叫“黄军装”的网友费了很大周折，才给我搞到了五一节的硬座票。在这里我一并向这位朋友致谢！
我早上到家，董伟的父亲董玉雄当天也从千里之外赶来了，见面拉住我的手泣不成声，就要下跪。我一把拽住说：“不可这样，要谢你得谢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们呀！”
我说的是真心话。这次申诉，让我看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从书记员到庭长，从一般法官到院长这样一个光辉的群体形象；李武清庭长就是这个优秀群体的杰出代表。他们是共和国的基石，也是我们走向真正法制社会最灿烂的曙光！他们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必将激励我终生。
我平时工作特别劳累时，喜欢在网络上调节一下脑筋。杭州的黄先刚先生办一个叫“人到中年”的网站，那里聚集着一批素质很高的中年人。我闲暇时也喜欢在那里溜达。五一假期又到那里，见有网友“林风儿”赋了一首《咏花》诗，和者如云。我读了几十首以后，兴致忽来，也步其韵贴了四句：
为平冤狱赴京华，一夜愁白两鬓发。
千里奔波无所憾，愿求公正到万家。
诗是不好，但那是我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菩提树下

Mon, 04 June 2007 15:30:49 +0800